对谈电影人徐千惠

2025年1月31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焦点有幸邀请独立电影人徐倩惠举办特别放映活动，展映她的两部纪录片《洞庭村》和《离家五百里》。本次活动吸引了众多对纪录片创作感兴趣的学生，徐千惠也通过 Zoom 线上问答环节参与其中，与观众互动并解答他们的提问。此外，我们有机会采访了徐千惠，深入了解她创作这两部纪录片的初衷。以下是采访实录：

请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感谢邀请！我是一名目前在华盛顿DC工作的纪录电影创作者。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岁，从那时起我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商业电影和电视项目中担任场记。到了美国之后，我作为摄影助理或摄影师为一些商业机构和非盈利组织拍摄影片。2022年秋天，我开始转型为独立电影人，主要创作表现面对生存困境和经历生存焦虑的个体的纪录电影。

这两部影片分别是怎么构思的（灵感来源）?

《洞庭村》创作于2023年的夏天，那时我和《离家五百里》的主角久莹（我的童年好友）都在经历人生的低谷期，我们决定一起合作一部影片帮助我们走出精神困境。久莹当时居住的公寓是历史建筑，它位于中国武汉的旧英租界。现在这个区域是武汉的一个繁华的、完全现代化的商业街，只有洞庭村这一个社区还比较完整地保留着武汉市民社会本来的社区面貌和生活气息，当然还有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风格上中西合璧的建筑。一直以来有传言，洞庭村会被拆迁或是进行商业化改造。我们希望在改造发生之前纪录下最原汁原味的武汉市井生活。

《离家五百里》开始创作于2023年的初秋，并在2024年的2月初完成了拍摄。久莹希望在2024年的农历新年之际解决存在已久的和母亲之间的情感冲突，并由我来纪录这一历程。在进一步了解久莹和她的母亲恒佩的人生经历之后，我被她们身上存在的戏剧张力，丰富的性格层次，以及这个故事的延展性深深吸引，故而制作了这样一部观察式纪录电影。

对于代际沟通的社会问题，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发生。您认为在《500 Miles Away From Home》中的表达方式能体现哪些中国家庭的特色？

第一，对孩子的学术表现的高期待，这种期待的背后往往是家长自身的生存焦虑以及社交虚荣心，因为考试选拔制度长期以来是中国社会的阶级上升通道。而孩子又在潜移默化中对未能满足父母的期待一事而感到内疚。

第二，代际交流往往沦为权力/权威展示的舞台。在教育方面，父母自己是权威，也会过分在意其他权威，比如老师的意见，而忽视孩子的真实感受。这在影片的饭桌谈话场景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互动缺乏有效的爱的表达，比如影片中的母亲恒佩从来没有在自己的父亲在世时表达过对未能满足父亲对自己的期待而产生的心理负担，大家都很回避谈论感情和感受。

第三，有害的家庭三角关系 “施暴者-受害者-拯救者”在历代的家庭关系中会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家庭成员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轮流承担这三个角色。

《Dongting Village》中你是如何将中国社会的宏观变迁凝聚在这样一个小的叙事中的？

“城市交响诗”电影在纪录电影发展史上是一种经典的用来展现一个城市或是一个社会面貌的艺术表现形式。通常，拍摄者会到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区域取景，然后把这些素材剪辑到一起，给予观众宏观层面的感受。但我却认为，感受一座城市，甚至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办法，其实是深入体验一个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在拍摄《洞庭村》时，我们选择了一座城市最小的建筑单元——公寓，来承载普通市民的生活以及历史记忆。墙上的早已弃用的电风扇开关，冰箱上的老收音机，过去住户遗留下的贴画，桌上的电子产品拼接起了不同的时空，而回荡在这个空间中的所有声音都将成为时代的幽灵。无需赘述，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够感知到这就是中国生活。

你的电影《洞庭村》极具创意地使用了声音设计。您能否谈谈您在这部影片中的创作选择，以及它们与全球化的日常现实之间的关系？

在《洞庭村》中，声音在反映社区特征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在东西方社会都生活过的人，我认识到声音有时比图像更能传达一个地方的本质。例如，在武汉的一个工人阶级社区，紧密的空间和社会关系意味着人们很容易听到日常生活的声音，如争吵声、垃圾回收广播或美国情景喜剧和中国传统戏曲。这种声音的层次感反映了全球化的影响和不同文化影响的共存。声音设计不仅突出了时代的变迁，也强调了传统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持续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