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澳大利亚，一个位于南太平洋的美丽国家，在中国的地理教材上被描绘成“坐在羊背上的国家”、“坐在矿车上的国家”，看似得以远离国际纷争，现在却深陷于中美地缘政治斗争的浩荡洪流之中。
美国陆军上校汤姆·汉森日前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曾经提到，他认为澳大利亚是时候在中美之间做出抉择了。澳方是更愿意巩固美澳之间的盟友关系，还是愿意继续从和中方的经贸往来中获得发展红利，现在成为了关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关键问题。
中美澳的三角博弈
一方面，澳大利亚自二战以来就是美国最坚实的盟友之一。无论是冷战中与美国一起对抗苏联，还是在残酷血腥的越南战争中献出了500位澳籍士兵英勇的生命，亦或是与美国在打击国际恐怖组织方面的密切合作等等，美澳之间的紧密联系都可见一斑，而小布什总统甚至将澳大利亚称为“美国的副警长”。这一称谓尽管引起了部分澳洲人的不满，但美澳之间文化、经济、教育及意识形态的天然亲近，使两国的盟友关系一直很牢固。
另一方面，地缘政治漩涡并不会如此轻易便放过澳大利亚。地缘政治的前两个字是“地缘”，后两个字才是“政治”。地理位置的先决性作用促使澳大利亚在国际政治斗争的极与极之间不断地追求平衡。相对于美国而言，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距离世界上的另一个超级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为邻近，而中澳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或像中日之间的历史及民族矛盾冲突，这为中澳在经济上的互利互惠营造了更大的潜在空间。根据中方统计，2019年中澳贸易额达1696.4亿，同比增长11%。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澳大利亚是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中国每年从澳大量进口工业原料和粮食，同时出售给澳大利亚电子产品、衣服、玩具等商品。
经济利益固然重要，但经济利益显然不代表国家的核心利益。美国向来是澳大利亚的经济伙伴和国防伙伴，从1951年的【澳新美安全协定】到2015年的【国防合作联合声明】都表明了美澳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密性。近年来，美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即南海）地区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博弈中，澳大利亚同样也坚定地站在了美国一方。
近年来，南海事态并未大规模升级，但始料未及的是，当众多专家学者暂时认为国际风云相对风平浪静之时，一场疫情却让中澳之间的关系迅速降至冰点。
关于新冠肺炎（COVID-19）的起源问题，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坚决支持“国际独立调查”进入中国调查其起源，但中方因为担心由西方国家为首的调查团在调查结果中使出狸猫换太子这一政治戏法，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送下低谷，起初并未接受这一调查，并且随即向澳方抛出一系列关税和进口禁令，甚至建议旅客和中国留学生停止造访澳大利亚，理由为“对于华人的种族歧视愈加严重”。尽管中方阐明此类行动是基于事实，不与政治胁迫挂钩，但中国的这一系列举措无疑在实际上让澳洲当局感受到了相当的压力。
在中美进行地缘政治角力的同时，其他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成为代理人战争中的潜在一员。没有国家希望在中美之中明确站队来牺牲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澳大利亚自然也是其中之一。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澳关系急转直下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澳矛盾其实很早就埋下了隐患。其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对于中国的敌意由来已久，早在2018年莫里森担任澳大利亚代内政部长时就已表露无遗——他并未像一些欧盟国家对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的5G技术持有摇摆或欢迎的态度，反而坚定地跟随了美国对华为的封禁政策。这次疫情起源的调查事件更加传递了给中方的一个信号，即澳大利亚可能要站队美国。中国的应对方案便是警示澳方不要一意孤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据最新消息称，澳大利亚受到了疑似来自中方的全方面网络攻击，有专家认为这是对于澳方另一层面的警告。
前新加坡外交官马凯硕在一次讲座中指出，澳大利亚应具有更敏锐的地缘政治嗅觉，来制定对于自己国家利益有利的战略方针，而不是继续盲目跟随美国。或许这种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更适合澳大利亚现在的尴尬境地。
地缘战略的全面应用
马凯硕的建议，可以被视作是对包括澳洲在内的世界各国如何理顺与中国关系的一种点醒。
中国作为二十一世纪新崛起的超级大国，已然成为了震动世界的雄狮。其崛起速度之迅猛，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称，中国把西方世界300年工业革命的进程压缩到了短短三十年。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则在《注定一战》中指出，中国崛起的速度令人眼花缭乱，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如今，这头东方雄狮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举一动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其在外交、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制定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牵动着全世界人民的心弦。
随着中国愈发强大，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遍布全球，受尽百年屈辱后而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已经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之内对于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他国施加的内政干涉极为敏感，并曾经数次出手在经济上制裁被认为是侵害中国主权利益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的国家和企业。尤其对于中国的邻国，由于和中国接壤或临近而和中国有不可避免的深层次经济联系，来自中方的经济制裁的威慑力尤其强大。
例如，2010年，日本在钓鱼岛周边扣押中国船员，中国切断对日稀土出口。2012年，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之后，国内出现大规模对于日货的抵制活动，这是关于主权问题的出手反制。2016年，责令韩国乐天在华经营的商店停业整改来回应乐天提供给美国场地来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认定是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严重侵害。同样中国也对挪威的尼龙业进行过制裁，以此来回击挪威国会提名刘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2016年，中国对于蒙古接待达赖喇嘛也是毫不手软，在暂停了双边外交活动的同时，对蒙古的矿物业也进行了打击。澳大利亚此次的情况显然不是偶然，中国的经济制裁手段经常利用地理位置制造的贸易联系来达到本国的国内政治，外交和国防目的。
俗话说，大棒加甜枣。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前后随之而来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也带给了许多周边国家经济福利。这些计划的背后深藏的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防一体的战略意图。例如一带一路中囊括的中巴经济走廊，刺激了当地经济发展以及就业岗位增加，然而微妙之处在于其范围包括部分克什米尔地区，即印巴争议领土。规划中巴经济走廊的目的除了本身的预期经济效益之外，还隐含着制衡印度的意味。中印的边境冲突从建国以来就从未中断过，中方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大力兴修基础建设，颇有在领土纷争之中支持巴基斯坦来回应中印的边境冲突，以增强巴基斯坦国力为砝码，试图来威慑印度在边境的进一步行动。
同时，一带一路战略囊括了许多铁路，公路，港口与机场的规划与建设，这些基础建设无可争议地提升了沿岸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人口移动的便捷性，降低了贸易通商的门槛。随着中国借助地缘优势和经济产能不断提升自身的全球影响力，其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战略目的的能力也指数上升。澳大利亚自然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受益国家之一，自从2015年12月中澳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以来，中澳贸易额逐年猛增，中方的过剩产能得到释放，澳洲的资源得以出口，就业岗位容量得到扩充。
当下的问题显而易见：世界各国还应像对待四十年前贫穷弱小的中国一样，对待今天的中国吗？有没有针对现代化的中国进行战略上和策略上的合理调整，以免错失本应把握的发展良机，将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置于不利之地呢？而与此同时，中国将要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图片：美国海军、澳大利亚陆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在2016年科瓦里联合国防演习开幕式上所佩戴的袖章；来源： Lance Cpl. Osvaldo Orteg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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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ha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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